IT治理:美丽新世界的畅想与反思

在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，曾经（2001年）有一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，叫做“让国有股份充实社保资金”，但是无法操作。因为全流通就要求包括散户在内，同股同权。可是小股东的投票成本很高，他不会因为手上有500股新疆某公司股票就去新疆投票。而今年全流通差不多改革完了，因为可以进行网上投票。而重要的是，过去很多股权分置方案，可能大股东关起门来，10个人就代表了小股东民意，决定了一个利于大股东的股权分置方案。可以网络投票后，今年清华同方就是一个小股东成功翻盘的案例。在参与网上投票后，最后一分钟时，大股东所谓一厢情愿的定价方案被小股东积少成多的投票予以否决，不得不重新提出。互联网立了一大功，小股东利益得到了体现。

当IT证明了已具备影响中国资本市场重大决策的能力时，美国却正开始对信息手段在商业监管中的作用进行反思，其中也包括大名鼎鼎的萨班斯法案的始作俑者。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法案中提出的信息披露非常依赖IT手段。IT工具记录下了高层经营管理者的经营决策路径轨迹，记录他们做出的重要决定，最终拼凑成证据，判定他们是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有意还是无意。

公众正在希望IT工具扮演一个耳聪目明的、忠实的、客观的记录者，它也的确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，但投资者担心良好的初衷也可能演变成形式主义的浪费。这两个事件只是IT与商业社会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。IT所承诺带来的社会进步，正在经受着头脑冷静的传统企业的思考，并开始怀疑现存的利益格局。

为了捍卫IT的未来，IT厂商和学者们提出了IT治理这个概念。这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，但是，它却只给出了一半解决之道。IT治理充满技术至上主义色彩的框架模型，的确弥合了IT与信息化绩效之间的背离，但IT真正介入到公司的、实质成为变革要素的力量，却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。

正确的问题和错误的解决方案

1998年，当IT治理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，的确有其高瞻远瞩之处。

当时，一个有IT厂商背景的行业组织“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”，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，叫做ITGI，即IT治理研究院。IT行业协会之所以会关注IT治理的问题，是因为IT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利益纠葛，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了。

一直以来，IT都是一个充满阳光和激情的角色，充满着改造世界的强烈欲望。在带来充分联网、信息沟通和生活便利之余，也造就了IT作为一个雄赳赳、气昂昂的变革力量的角色：一个欢快地收割着自己的利润，提供着新技术的盒子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把持着创新的权利，把持着创新的关键要素——标准，把持着让别人变成后手的权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领导者画出未来的路线图，后面的人跟随他们的路线图，传统企业则气喘吁吁地穷追不已。这样一种进步图景意味着什么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冷静反思。

在商业世界里，IT带来的负面后果跟正面价值同样不可忽视：我们的IT依赖日趋严重，信息安全同样成为重要问题，市场竞争已经从产品级别走到了标准，不同的技术集团摧毁了技术的巴别塔，宁可放弃互联互通，也要占领标准的制高点。不论是传统厂商还是IT厂商，都看到了在系统林立的信息化工地上，IT的建设跟信息化的绩效之间严重背离和失衡。这有点像人类的消化不良症状。现代生活提供的营养过剩，人体基因的承受能力和我们食物链的提供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背离，无法适应。在应用中IT工具大马拉小车，IT投资变成黑洞，正在造成传统产业的恐慌。

从经济学的角度说，技术革新作为一种生产力增长的要素，很多年来人们都深信不疑。但是，1999年麦肯锡发表了一个报告，称其调查结果显示：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IT跟企业生产力的提高之间显著正相关。举世哗然，特别是IT巨头们长期以来代表的进步、变革化身的形象被摧毁。这套奔腾Ⅲ就意味着比486先进，windows 2000就比widows 98更高尚、更值得向往的理论被颠覆。2003时尼古拉斯·卡尔发表的那篇文章—— 《IT不再重要》（IT Doesn't Matter），同样是被群起而攻之。这两件事也旁证了传统产业的恐慌情绪的蔓延，很可能会葬送IT产业进步创新的前程。

目前的IT治理提出了五个很有价值的问题：第一是IT和业务的整合；第二是价值传递，就是要业务享受到IT带来的高效能的变化；第三是风险控制，防范IT的风险、安全、漏洞问题；第四是绩效评估，就是说明怎样衡量IT的价值，怎样评估IT的投入产出比；最后一个问题是“资源管理”，尼葛洛庞帝在《数字化生存》中把世界分成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，在我们不断拿计算机、网络来格式化这个原子世界的过程中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资源，资源管理就是如何管理这些比特财富的问题。

这些都是非常正面、美好的愿景。可是解决背离的药方在哪里呢？在这样的背景下，IT治理的概念被提出来了，治理就意味着需要思考IT和业务信息化间的不适应问题，对IT和业务进行更好的整合。其中的逻辑很简单，过去IT和业务很难粘在一起，现在IT治理就是要发明更好的胶水，让IT和业务一起发挥更好的效能了。

与IT治理这个概念共同提出的，有一个口号叫“让IT进入董事会”。那么IT如何进入董事会呢，有两种进入方法：第一是IT作为工具，辅助董事会进行决策，就是工具属性；第二是作为变革要素，提高企业竞争能力，推动公司的形态进行变革，以适应信息化的未来。

完整的IT治理应该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属性，但是就像萨班斯法案和中国股权分置改革例子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，人们基本满足于将IT仅仅作为监管工具或是表决工具等等。在IT治理中，人们也倾向把IT当作一个工具，仍然希望用email、虚拟存储这样的工具，重新“装修”一下董事会。在这样的思路下，现在的IT治理已经出现了庸俗化为考一个证书、做一次培训、卖一些产品的危险。

IT治理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，但是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解决问题，恐怕不能或者不能仅仅回到工具层面，一以贯之地采用“机器轰鸣”的办法，依靠制造更多的东西，卖更好的版本，卖更先进的装备来解决过去的机器造成的问题。这就好比试图用修建更好的智能大厦，来解决宜居城市的问题，只是改换了行头，而远不是矫正行为的努力方向。

排异与融合

要真正地解决好IT治理的问题，首先要理解IT其实是一种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嵌入。

IT从来都是饱含梦想的，人们希望用它改天换地，改造世界。可以说从一开始这个改天换地的征途里就充满了挫折，但人们没有来得及反刍和重新思考，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。

第一个例子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，当时IT人有一个梦想，希望创造一个伟大的计算机功能，叫做自然语言处理（NLP：natural language process），就是让计算机能够处理人的自然语言。但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到60年代，基本上是全面崩盘。

第二个事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里，信息技术的运用出现了一个回潮，计算机性能提高了，磁盘变大了，内存增多了，CPU性能更好了。人们的梦想又被投射到一个叫作“专家系统”的应用开发上，比如说一个非常优秀的药剂师一生中从业50年创造的案例，可以写成书，但是很难被别人分享。人们就希望用一套专家系统，把这些优秀医生的经验全都放进去，做到快速知识复制。但是这个梦想也破灭了。

第三个是机器人。从计算机发明以来，人们对机器人的幻想就非常多，像电影《我是机器人》（I Robot）里表现的那样，人们觉得可以用电脑来操作人的关节、行走、姿态。这个是第三次失败，迄今为止，机器人仍然没法拥有等同于人类的表情和动作。

第四个例子发生在有了网络之后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计算机界又梦想一个充分连线和充分信息化的时代。比如随时知道冰箱里面缺几瓶矿泉水，马上通知补货，但是因为带宽瓶颈，这个梦想又一次破灭了。

互联网喷发以后，安全问题再一次挫伤了人们的梦想。

这些例子都在说明，客观上，IT已经深深嵌入到了社会当中。被嵌入的IT作为一种外来势力，一定是先从工具层面展开，一切变革力量在初始都是匍匐前进的，在实践层面一次次地失败、成功、尝试、探索。在此过程中，也产生了无数商业机会和百万富翁，造就了IT世界里铁塔林立的景象。

但是直到今天，IT的嵌入还没有完成。现在每个工厂都不会有一个振兴电力办公室，因为电力对国民经济、对社会的嵌入100年前就完成了，嵌入之后就见怪不怪了。IT的嵌入还在带来剧烈的排异反应，我们必须思考IT这种激情四射地改造世界的能力下面的阴影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讲结构嵌入，就是指首先客观上IT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传统组织和传统模式中，导致我们对它的依赖性，相互依存的特点进一步地显现。既然嵌入了，就会带来嵌入剧烈的变态反应。

就好像在大脑中枢植入了一个器官，IT对商业组织结构的嵌入就发生在董事会层面。在这个层面上，对待结构的嵌入不仅要思考排异反应，还要思考如何去融合接纳。目前IT治理的种种模型方法类似止痛药，但是治标不治本，最后依然要依靠融入，使嵌入变成存在的理由，这样的话，IT才真的“doesn't matter”（不重要）了。

同样听到“让IT进入董事会”这句话，我们不仅需要反思其内容，更要反思说这句话的主体。只有真正的企业CEO，汽车公司的总裁、保险公司的董事长，当他们主动提出来要让IT进入董事会的时候，新的利益格局才有望形成。

回想前面提到的IT治理的五个核心问题，当企业希望解决这五个问题的时候，是谁买单呢？是CEO和董事长。之后呢？他们进行决策，信息中心主任来实施，但是董事会从来没有去想：如何让IT进入董事会？应该对董事会的架构作怎样的变革、转换？应该怎样设定董事会的组成方式、运作模式？目前的IT治理从来没有触摸到这个问题。

这不应该责备现在实施IT治理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。IT治理的重要意义应该是，企业如何从IT厂商的操纵下，回归到真正的社会层面、经济层面、企业层面来认知未来之路，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。

被工具化遮蔽的变革力量

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，再到信息社会，这是社会学家描绘人类进步的蓝图。但是真正在公司这个实体层面，在过去50年中，IT都被当作工具而非变革力量，即使发生变革了也是被动接受，而不是主动接纳。

在工业时代，科斯对公司定义的描述，可以说奠定了公司治理改革的前奏。他把公司看成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，与供货商的契约，与股东的契约，与员工的契约，与顾客的契约。由于在市场里达成这些契约的成本太高，所以才有了公司这样一个实体。

可是，在今天的互联网背景下，达成这些契约的交易成本是否还是高呢？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公司的警惕。近年来，很多公司推行的决策扁平化带来了扁平化组织；eBay、亚马逊的存在，使长尾理论得以生效；电子商务正在跨越传统经济形态的边界。这些都暗示着在互联网和IT变革力量的主导下，社会的生产方式，分工和组织形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。

但是，相比实践的发展，关于公司理论迄今为止没有重大突破，我们对公司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科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阶段。企业的组织形态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方式里，ERP也好，OA也好，IT仅仅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工具，目的在于更多、更快的生产出更好的东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IT治理堕入工具主义的陷阱，也是不难理解的。

真正的IT治理，并不是要给CEO洗脑，也不是简单地让CIO变得自己有发言权。要思考IT治理，首先要分辨哪里是IT治理的主战场。IT的变革角色，长久以来停留在口号阶段，而没有进入实质阶段。而实质阶段需要对公司的概念重新思考，以期待出现一个类似当年像科斯那样的“新”公司理论，重新对公司进行描述、解构，IT作为一种变革要素，终将颠覆生产方式、颠覆所有权制度、颠覆分配体系、颠覆分工体系。

举一个例子，现在有两个董事会中常见的困扰：知识产权问题，以及知识工人的价值如何衡量的问题。原因就在于企业实体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这个变化的理论准备的先行者可以追溯到德鲁克，这位大师在50年前就提出了未来的企业是知识企业。但是现在所有企业的组织形态都不具备知识型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，包括财务报表、知识产权都是工业时代的特点。

所以，如果要让IT治理真正发挥变革要素的力量，就必须让董事会认识到信息化对企业是一种颠覆。既然未来是知识型企业、无边界的企业、没有围墙的企业，那么未来还有什么全职兼职之分？未来的工人怎么上班？未来人力资源怎么在企业中发挥比资本更强的力量？知识和资本之间如何博弈？董事会怎么为知识定价？思考这些问题，才是真正的让IT进入董事会。

IT治理仍然有机会给出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，那就是必须积极迁移到一个新的公司框架下：首先，未来所有的公司都是知识型企业；第二，管理机构是扁平化的；第三，分配机制必须承认知识的价值，对知识有定价的依据，有评估的依据；第四，知识之间的交易不是货物之间的交易，必须有一种合理的交易准则。这样IT治理历史使命才算完成。（段永朝，ZiffDavisMedia（中国）战略发展研究主任，曾任《中国计算机用户》周刊，《软件世界》杂志总编，本文由苏醒、柴文静采访整理，刊载于2006年12月《21世纪商业评论》）